来自近60个国家和约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将齐聚香港，共同见证《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

　　王毅外长将亲自出席，为这一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开个好头。

　　国际调解院由中国与近20个立场相近的国家于2022年共同发起。其核心创始成员名单中，大多来自亚非拉地区，印尼、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吉布提等国均位列其中，显然这背后并非巧合。

　　美国问题专家吕祥指出，在当今的国际权力格局中，亚非拉国家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它们签署了诸多国际条约，但一旦陷入国际争端，往往难以有效保障自身利益。

　　而更为严峻的是，传统的司法或仲裁程序所需的高额费用及人力物力的投入，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简直是无法承受的重担。

　　以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诉讼为例，仅律师团队的费用可能就高达数百万美元，而这还不包括专家证人、翻译等额外支出，这对于许多财政状况紧张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是一笔天文数字。

　　此次新成立的国际调解院则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其目标并不是强制裁决，而是帮助当事方自愿达成谅解。与传统的对抗性程序相比，调解的费用只是诉讼成本的一小部分，而且程序灵活，注重保密，非对抗性强。

　　调解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通常只有诉讼或仲裁的十分之一。关键在于，调解过程不公开，这有助于最大程度上维护国家的尊严，避免小国在舆论场上受到大国的“降维打击”。

　　对于那些难以承担昂贵诉讼费用的亚非拉国家而言，国际调解院无疑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因此，这些国家纷纷积极支持这个注重对话、寻求和解而非对抗的新机制。

　　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背后有着扎实的逻辑基础。香港资深调解员吕祥对此作出了详细解释。

　　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国际司法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事实上，许多跨境协议早已习惯将争议解决地设定为香港，这种深厚的信任基础，使得香港在承接国际调解职能时具备天然优势。

　　数据显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2024年受理的案件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受理案件达503起，这一数字进一步印证了香港在跨境纠纷解决方面的能力。

　　对于将国际调解院的总部设在香港，香港的调解界人士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粤港澳大湾区联合调解研究院院长徐晶连表示，她对这一消息感到非常激动。在她近20年的调解生涯中，成功处理了超过1500宗案件，其中95%涉及跨境争议。

　　她深知香港的独特优势，既受到国际认可，又背靠祖国大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拥有独特的衔接作用。

　　目前，香港已有超过2000名注册调解员，其中约三成具备处理国际案件的资质，形成了亚洲最大规模的专业调解人才库。

　　香港国际调解中心主席罗伟雄也对此深有感触。他曾帮助一家内地企业解决中亚水电站建设的纠纷。由于当地合作方突然提出环保问题并要求巨额赔偿，项目一度面临停滞。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调解团队促成了双方和解，项目得以继续推进，避免了可能持续数年的诉讼战。

　　这些成功案例积累了香港处理复杂国际争端的宝贵经验。如今，香港的调解成功率已经超过85%，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然而，国际调解院的设立对于香港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香港的调解员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学习并掌握全球各国的调解法律框架，融会贯通多种法系知识，增强跨文化沟通能力。

　　为此，香港律政司已启动专项培训计划，计划在未来三年培养500名精通三种语言的法律调解人才。

　　从长远来看，香港还可以探索将东方和合文化与西方调解技巧相结合，推动全球调解标准的建立，甚至打造“调解领域的ISO认证体系”。

　　有人开云网站或许会问，既然已经有海牙国际法院和各类国际仲裁机构，为什么还需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调解院？这岂不是重复建设吗？

　　事实上，现有的国际司法和仲裁机制，其效力通常基于各国间的条约。但大国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加入，且关键冲突方也可能拒绝接受管辖。即使案件进入程序，最终的判决或仲裁结果也可能会受到多重利益的影响，公正性难以保障，执行更是困难重重。

　　以美国为例，其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频繁利用该公约在南海制造矛盾，极大地削弱了该公约仲裁机制的有效性。

　　国际调解院并不旨在替代这些法律程序，而是提供一个非对抗性的出口，帮助冲突方在陷入僵局之前，找到通过沟通自愿达成谅解的途径。

　　至于为何美国不参加这次签约仪式，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一个由中国主导且总部设立在中国的组织，美国自然不会参与。

　　面对西方对中国另起炉灶挑战现有秩序的质疑，吕祥也做出了回应。他指出，中国作为创始成员之一的目标绝非推翻现有机制，也不会阻碍任何国家继续诉诸现有条约。

　　正如公约文本所明确规定的那样，它并不损害缔约国在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权利。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全球仍面临着新的挑战，权力中心不断分散，多极化趋势愈加明显，而一些不愿放弃霸权的超级大国，依然试图通过单边力量制造区域矛盾。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多边司法和仲裁机制，面对这一新现实，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这个由中国携手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孕育的新机制，凭借其高效、灵活、低成本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长期面临国际争端解决成本高昂的亚非拉国家。首批签约国覆盖全球45%的人口，象征着国际社会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新途径的集体探索。